即使在氛围活跃的国际学校中，Stephanie也属于相当开朗积极的。用她自己的话说，“甚至可以说张扬”。

她从入校就加入了排球、足球和篮球队，后来担任足球和排球队的队长。队员缺席训练，她满学校找人一个个劝。她还在学校的运动委员会任职，负责组织小学和初中的校运动会，低年级的学弟学妹都认识她，远远看到她就会给她打招呼。她同时是校膳食委员会的主席、所在院舍（house）的队长。

对Stephanie来说，这些头衔并不重要，她在意的，是自己能实实在在做一些事情，让大家更开心一些，在校园的生活更好一些。

任运动委员会副主席时，Stephanie和同僚一起成立了运动科学实验室，向学校申请拨款，购买相关仪器设备，譬如血氧仪，压力板，测量体态的动作感应器。这样，同学们可以在做运动时了解自己的手臂或腿部力量，还能纠正自己跑步、深蹲或扔球时的姿势。

根据他们设立的章程，运动科学实验室还会每年新增器具，成为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事情。

Stephanie一直是一个很关心周围人感受的人。

回想自己初中时，看到高年级的学姐也会有点害怕，Stephanie理解低年级同学害怕踏出舒适圈、有些怯懦的状态，于是她主动沟通交流，尽可能活跃气氛，让自己变得幽默。

她常常要和低年级的学生一起工作。时间长了，大家不再害怕这个大姐姐，相处起来氛围十分轻松。“和低年级同学一起工作，有时很费劲，但也觉得很好玩，他们都很可爱。”Stephanie发现，他们都会记得自己，“很暖心”。

膳食委员会是一个存在感不高的社团，人数不多，也很少举办吸引大量学生参加的活动。但它却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负责收集同学们对学校餐饮的意见并反映给餐厅管理者，建议他们调整口味或变更做法，并开展试菜活动。

在Stephanie和同伴们的努力下，餐饮水平明显提升，剩菜的情况少了，还有毕业生返校时表示，食堂比几年前更好吃了。

她的一个重要动力是，希望在同学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工作的人能被看见。不管是餐厅的师傅、采购人员，还是膳食委员会的小伙伴们。

出于同样的原因，Stephanie组织同学们为学校的“无名英雄”写感谢卡，当面送给学校的保洁阿姨、食堂师傅、校车司机等工作人员。

“他们的工作其实很辛苦，很多同学可能把这些当作理所当然，有时态度不好，我希望大家能重视这些人群。”Stephanie说。

当时，一名食堂管理人员激动地拥抱了她，表达感谢。他们因为Stephanie在膳食委员会的工作而结识，餐厅工作人员大多英语不好，而国际学校里师生都说英语，在Stephanie的耐心帮助下，他们得以和师生们更好地交流。

每个人都希望能被人看见，自己的付出能得到认可。Stephanie很理解这种感受，这个青春期的少女同样希望自己被看见。

学校举办圣诞晚会，老师觉得她认识人多，邀请她担任主持，能让同学们感到亲切，她想也没想就答应了。Stephanie喜欢站在聚光灯下的感觉，因为这样能让别人真正认识自己，而不仅仅是知道有自己这么个人。

她的付出也收获了回报。疫情后，很多人离开体育队，原本需要面试筛选才能入选，现在需要她想方设法拉人。但她坚持了下来，在时间最紧张的毕业年，她仍然率队打了三场比赛。

“这是一种传承。”Stephanie说，“我带着低年级的同学体验比赛，让她们感受到了运动的快乐，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圆满的结束。”

这种对他人感受的在意，也许来自Stephanie的家庭教育。她的父母身上完全没有中国家长常见的“鸡娃”心态，Stephanie从小到大没有上过补习班，兴趣班都是自己选择的，即使半途而废，父母也不会苛责，事事以她的感受为第一。

她很感激像朋友一样的老师，他们很专业，同时十分耐心，鼓励，充满趣味。在体育、运动和健康科学课上，老师带她以期刊发表的标准完成了一篇运动学论文，她逐渐掌握论文写作的规范、学术语言的运用，以及超过高中知识范畴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

回看在耀中的学习经历，她觉得自己收获了最宝贵的学习的能力，能够自律地学习，成为了一个更独立的学习者，可以发现自己不足的方面，自主地学习，不断挖掘自己的潜能。

她也希望将这种力量传递出去。在与重庆公立高中生交流国际学校课程的活动中，她模仿自己的老师，用游戏的方式授课，鼓励他们上课时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尤其是自己观点和老师不同的地方，营造轻松的课堂氛围。

与身边人的相处让Stephanie对心理学产生兴趣，她希望了解大脑运转的机制，好奇人所处的环境、经历的事情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最终，她获得了录取率仅15%的爱丁堡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录取。

Charlie有时很难分清，自己到底属于北京这个念书、成长的地方，还是自己出生、户籍所属、父母长期生活的中国香港。对Charlie来说，身份认同的建立成为一件模糊而复杂的问题。

跟随父母来北京时，Charlie年纪很小，只会粤语。之后的许多年里，同时学习粤语、普通话和英语三门语言的她常常感到吃力，成绩也不理想。也许是这个语言的原因，Charlie过去是个很害羞的孩子，对自己也没有自信，直到排球改变了她。

起初她很少说话，比赛时总是被动地听指挥，很少与队友交流战术。排球队的学姐们一直鼓励她，像电视里世界级排球比赛里的运动员们那样，自信地大声喊出来。Charlie表现不好时，她们也会安慰她，要享受比赛，赛后不要沉浸在自责中，而要思考下次如何改进。

在队友们的帮助下，Charlie不再沉默，她变得自信，活跃，也建立了领导力。前任队长毕业后，她连续两年担任校排球队的队长。排球对Charlie来说是兴趣爱好，更是一种治愈。

Charlie喜欢排球，是因为这是一项重视团队合作的运动，“它不仅仅关乎技巧和身体素质，只有队员们相互了解和信任，才能取得胜利。”在排球队，Charlie有了团队的感觉，找到了归属感。异乡不再只是一个客居之处。

多数国际学校并不足够重视中文课程，但在耀中，每天至少有一节中文课。尽管吃了很多苦头，Charlie很感谢耀中对中文教学的重视。这不仅加强了她的中文能力，更让她熟悉和了解自己成长的社会环境，让她更了解生活的城市——北京的文化。

相比中国香港快节奏的环境和紧绷的人际关系，她更喜欢北京的人们友好、平静的生活方式。虽然每个假期都会随父母回中国香港，但如今，她觉得北京更像自己的家，她也更熟悉和习惯这里的人和做事的方式。

然而，她还是时常感到无所适从。“每个文化都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文化对一件事正确或推崇与否的判断也是不同的。”Charlie说自己从小就很难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比如在中国香港或者国际学生的文化中，人应该说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即使与对方意见相左；但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应该少说话，当面表达反对似乎不是礼貌的做法。

在多元文化中长大，Charlie觉得自己很难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但也觉得这令她有另一番收获。“我因此真的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同的人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决定和行为，这让我成为一个更能理解他人、更有同情心的人。”

作为一个曾经接受过许多善意的受助者，成长后的Charlie也积极帮助他人。

她连续两个学期给农民工子弟辅导英语。缺乏教学经验的她面对基础差、几乎不懂英语的孩子也犯了难。

“这是一个线上的项目，一开始，我们真的很难让她们开口说话。”Charlie和同伴Sara回想自己如何学习一门新的语言，耀中的老师是如何授课的，于是不断尝试和调整教学的方法和资料，最后发现阅读小的段落、练习听写效果最好。

看着孩子们开始主动开口说英语，更多地谈论自己，Charlie非常有成就感。

高中阶段，Charlie开始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她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这个学科）很神奇，明明是科学，却是在谈论人的感受。”Charlie觉得心理学是人文与科学之间的桥梁，她很希望了解这个学科如何用客观的、科学的方式来量化人类行为这种抽象的事物。

她对耀中的进阶大学预备课程（Advanced University Preparation Programme）印象深刻。在老师的带领下，她精读了一本心理学书籍，了解了心理学如何应用于体育、艺术、人际关系等多个领域。课程还邀请了一名阿伯丁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介绍心理学如何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应用于农业。老师也在课程中提问，是否认为书中描述的心理学技术应用的场景真的都成立，实用性如何。Charlie觉得这极大地训练了自己的批判性思维。

对批判性思维的训练一直贯穿高中阶段。Charlie对另一门课程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也印象深刻，“它让你思考自己是如何接受知识，以及这些知识是否可靠。”课程还涵盖人文、艺术、数学、科学等不同的领域，探讨这些领域的知识如何相辅相成。

Charlie以前从没想过，数学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如此重要，它既是一种工具，数学背后的知识结构也与自然科学紧密勾连，互相促进发展出新的学科分支。

未来，Charlie希望从事心理学相关工作，通过研究心理学或从事临床工作来帮助他人，消除人们对心理健康的偏见，并为这个学科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