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国际学校的同学一样，我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我的父母重视教育，课业之外，也培养我在唱歌、舞蹈、高尔夫、曲棍球等文体活动上的兴趣和特长。接受英制教育，申请大学，我的人生本该沿着这条许多人走过的路顺利进行下去。

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发现自己似乎和同龄人不太一样。我识字的速度比同龄人慢很多，且分不清“b”和“d”这类镜子字，阅读的速度也很慢，甚至无法完整地阅读一篇文章。阅读课上，老师让我们一人一句轮流朗读课文，其他同学十秒钟就读完了，而我要花1分钟，而且读得磕磕绊绊，因我而拖堂的情况时有发生。

虽然老师一直很耐心，我也没有感受到同学的不满，但我总觉得自己拖了全班同学的后腿，他们一定对我很失望。那时，我对自己唯一的认知就是失败者。

我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直到六年级时，我仍然连基本的英文字母都学不好。一次我向母亲大哭着倾诉，说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母亲强忍着泪水安慰我，告诉我要对自己有信心。她说，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花期”，她相信我这朵“小花”终有一天会绽放。

直到近年母亲才告诉我，我很早就被确诊有读写困难。根据国际学习障碍组织（IDA）的统计，全球约有10%的人口受到这种精神心理功能异常的影响，患者学习过程将极其艰难，很多人会尽可能避免所有与阅读、书写相关的事，并逃避与人交际、远离人群。

这么多年来，我的父母选择将这个“缺陷”正常化，他们让我读正常的学校，没有要求学校给予我特殊待遇，让我和普通同学一样成长。尽管这个过程很艰难。但我要感谢父母，他们的决定让我拥有了坚韧、不屈不挠的性格，和敢于面对挫折和失败的勇气。

这个过程中，耀中的老师也给了我很多帮助。他们一直秉承着“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理念，不断寻找适合我的学习方式。我记得英文老师Margaret Dunow一直非常耐心，即使我犯了很愚蠢的错误，她也总是细心地圈出这些错误，告诉我只是不够幸运而已，然后鼓励我再试一次。中国香港的一些相关NGO也给了我许多专业的指导和训练。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渐可以跟上进度，还发现了自己在数学上的兴趣和优势。我不再觉得自己落后于同龄人，我也有我擅长的事情。

也许是因为擅长数学，或是儿时痛苦的学习经历，过去的我总是习惯性地管理风险、分析风险，喜欢待在自己的舒适区。但长大后，我变得敢于尝试，敢于犯错和失败。

我想，这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我从未感受到打压和排斥。相反，父母和老师总是鼓励我发现生活中的新刺激和新事物，例如学一门新的学科，体验不同的课外活动，去更大的舞台演出。他们让我意识到尝试的重要性，我也越来越能接受自己的失败，他们的言传身教告诉我，相比失败，体验新事物、保有好奇心是更重要的。

在斯坦福大学，我计划主修经济学学位。不像很多早早就决定发展方向的同学，我在IGCSE的第一年才第一次接触经济学。之前我对这门学科没有任何了解，也没有兴趣或相关知识，仅仅有一个朦胧的认知：经济学里包含很多数学知识，而我一直对数学很感兴趣，那经济学应该也不错。

第一节课，我就被经济学老师Kathy Lam风趣幽默的讲解吸引住了。Kathy老师擅长用实例讲解抽象的经济学知识，还会用Kahoot!等游戏激发我们的学习兴趣。耀中很多课程都是从游戏入手，希望更好地建立我们对学习的热情。这些游戏中往往还涉及团队合作，又进一步培养了我们的沟通、协作能力，以及对他人的同理心。

我对经济学越来越感兴趣。我逐渐认识到，经济学的知识和概念是如何应用于现实世界，并解决当前社会的经济或政治问题的。同时，在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中，我可以充分发挥我的数学能力，用定量的分析，提出新的概念和模型。

IB的第一年，我与导师共同完成了一项关于中国香港填海造地的研究，建立数学模型，综合填海带来的经济损失（如对环境、气候的影响）和经济效益，寻找最佳的填海面积。

知识只是我收获的一小部分，我更看重这个项目带给我的思考。我更直观地认识到，政策制定者如何在各利益相关者中找到平衡——市民想要更多的土地，而环保组织则认为填海已经过度了。我得以理解更多人的观点和立场，也更加警醒自己，不要被身份带来的束缚和偏见蒙蔽住双眼，只看到自己的需求和利益。

这也是Kathy老师在日常课程中着力培养的。我一直记得，有一节课老师组织我们辩论应该贸易自由，还是实施贸易保护政策，我们大多被安排在基于身份可能并不认同的一方。这迫使我们以另一个视角思考与自己相左的立场，进而理解与自己不同的人。

我们的讨论总是很开放，Kathy老师一直鼓励我们说出自己的想法。她说，经济学的观点往往没有对错之分。许多在其他课上不发言的人，在这门课上也会很积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种表达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强制”。在耀中，许多课程的项目成果只占成绩的20%，剩下80%考核的都是过程。我们不得不分析和反思我们的行动，如何把每一个步骤做到更好。这些反思也是分数的一部分。我发现，自己最大的成长就来自于一次次反思的过程。

整体来说，中国香港的教育氛围很“卷”，大家比拼每一门课的成绩，同辈竞争让人感到很大的压力。但耀中的教育让我更聚焦自己的收获，而不仅仅关注作为结果的分数。调整好心态后，我发现自己更能欣赏到不同学科的魅力，也明白了学习的意义，找到了学习的动力。

尽管在经济学领域我做得还不错，但我不准备现在就确定将来的事业。在耀中的学习让我对化学工程、生物医学、社会科学等学科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提前了解了斯坦福大学的专业，一个叫做管理科学与工程的跨学科专业吸引了我的目光，它包含了经济学、商业工程学、公共政策等方向，“像爵士乐一样混合在一起”。

我想，我喜欢这些错综复杂的学科的原因是，对我们这些18岁的学生来说，知道自己的想要什么还太早了。不同领域的混合学习能让我在不同的领域取得成功，为将来做好准备。

从小到大，父母和学校都教育我要有“仆人之心”的价值观，积极回馈社会。在我小的时候，我因读写障碍接受了来自NGO和整个社会的许多帮助，现在，是时候由我来帮助他人了。

尽管学业紧张，我仍在志愿活动中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去社区当小学生们的导师，为少数族裔和难民组织捐款等活动，协助验光师为贫困儿童进行视力检查，参与探访唇裂儿童……这些经历深刻地影响着我。

在一户叙利亚难民家中，我第一次直观理解“家徒四壁”的含义。那是一个非常逼仄的临时小屋，墙壁光秃秃的，床是金属的多层床，这个有五个孩子的贫穷的家庭因战乱不得不逃离自己的祖国，在一穷二白中重建生活。我和一个女孩儿一起玩游戏，我们同岁，似乎有许多相似之处，可我们的聊天无时不刻不在宣告我们之间鸿沟的存在。我愈加认识到自己是多么幸运。

还有一次，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赛马会眼科护理中心做志愿者，一个孩子一直哭闹，不愿意配合检查。看着他哭着要妈妈，我一下子想到曾经窘迫、害怕陌生环境的自己。那时，让我感到安全的是耀中的老师们未表现出一点点不耐烦或失望，不催促，认真地倾听，我也学着这样对待他。最后，他安静了下来，接受了检查和治疗。

对我来说，做这些志愿活动并不是为了申请，没有申请，我仍然会做，因为我热爱志愿活动，也因为过去我受到的教育和帮助。很多人都会在申请中提到自己做过的公益活动，我觉得，申请时需要结合自己的经历与热情，体现如何将自己的技能、学术知识、兴趣应用在现实世界中。

其实，我从未想过会被斯坦福大学录取，但我克服了失败的恐惧，因为我觉得，即使被拒绝，也不用后悔，因为我付出了努力，被拒绝远比没有尝试而遗憾好得多。

和很多人一样，我一开始也是被斯坦福大学的名校光环所吸引。但在梳理过往经历时，我很快意识到，这些表面的东西并不重要，成长的主题应该是发现自己的独特之处，找到自己的热爱的事物。

相比以一个“理想候选人”的刻板形象去塑造自己，我选择拥抱真实的自己，以自己的兴趣为基础去应对申请的个人陈述和面试。我想，申请不是一个目的，而是一个认知的过程。而我相信，申请成功的核心原因，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我是谁”。

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友中，除了滑雪运动员谷爱凌外，我很喜欢被誉为世界级高尔夫球天才的张斯洋 (Rose Zhang)。我跟她有同样的信仰，跟她一样有强大的家人支持。我很欣赏她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她为了省钱，过往外出比赛时，总是选择夜航，在机场、汽车内临时住宿。现在的她被各界称赞时，往往表现得十分谦虚有礼。这让我想起我跟父亲打高尔夫球时，他常教导我要做一个“胜不骄，败不馁”的人。

去年12月16日，我与家人一起忐忑地打开斯坦福大学发来的邮件，“确认录取”的字样映入眼帘，我感到震惊、难以置信，紧接着难以抑制的喜悦涌上心头。在我提交申请时，妈妈告诉我不要抱太高期望，当时我就告诉他，“我知道，然而即使不成功，我至少尝试了，便无悔”。妈妈说，她为我感到骄傲，我迎来了自己的花期。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申请的结果只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成长中的收获，比如尝试、接受失败的勇气，对知识的好奇与热爱，终身学习的能力，才是应对一切挑战与挫折的底气。祝愿每一位毕业生都拥有这样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