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期間，她從未主動提及學校的升學率、招生率，師資團隊增加了多少，翻新的體育場又有多大，“探索”“品格”“快樂教育”“中西文化”等是她言談之中的高頻詞。與《小王子》里描寫的那類大人截然相反，作為一名教育者，陳保琼看重事物的本質，而不是浮於表面的數字。

走進中國香港九龍塘，就彷彿來到了陳保琼的教育世界。沿著根德道一路向南漫步到多福道，身邊的百年洋房在樹蔭中靜立，耀中耀華的幼兒園、小學及中學錯落有致地散落其中。

進入耀中耀華的每個校區，都能看到一位老人身邊圍著三個孩子的“早上七點半”銅像，銅像紀念的是陳保琼的母親、被學生們親切稱為校長婆婆的曾楚珩，數十年如一日地每天早上7點半在校門口迎接孩子們上學。銅像里的孩子，一個正坐著給自己系鞋帶，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一個開心地拉著婆婆的手，彷彿在用“早上好”回應婆婆。

近一個世紀前的1927年，中國內憂外患之際，年僅16歲的曾楚珩受時代風潮感召，萌生了教育救國的理想。1932年，她獨自創辦了首間耀中學校，取意“光耀中華”。此後一生，她憑借著頑強的意志帶領耀中度過了艱難的抗戰以及戰後的動蕩歲月，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學子，包括女兒陳保琼。

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專修幼兒教育的陳保琼學成歸來，從母親手中接過耀中這艘航船，牽頭革新中國香港的幼兒教育，大力推行“遊戲中學習”的教育理念。在耀中蓬勃發展的基礎上，陳保琼與先生葉國華教授在1998年創立了以招收中國內地學生為主的耀華教育系列。

如今的耀中耀華已走過了自己的90年歷程。從中國香港九龍旺角一家小小的幼兒園開始，到今天全面覆蓋幼兒園、小學、中學及大學教育體系，校區遍布上海、北京、廣州、青島、煙台、重慶、浙江桐鄉甚至美國硅谷和英國薩默塞特，耀中耀華這艘航船在陳保琼的掌舵下，駛向了更廣闊的遠方。

與陳保琼對話期間，她從未主動提及學校的升學率、招生率、師資團隊增加了多少、翻新的體育場又有多大，“探索”“品格”“快樂教育”“中西文化”等是她言談之中的高頻詞。與《小王子》里描寫的那類大人截然相反，作為一名教育者，陳保琼看重事物的本質，而不是浮於表面的數字。

在香港耀中國際學校中學部見到陳保琼時，她圍著典雅的絲巾，戴著頗具設計感的黑框眼鏡——多年來，這已成為她的標誌性風格。同旁人講話時，她目光謙和，時不時微微頷首。

上世紀70年代，當陳保琼顛覆性地將“以幼兒為本”“遊戲中學習”的先進教育理念引入中國香港之時，她面臨的是以機械式學習為主流的教育體系。幼兒園裡孩子們排排坐、教寫算的情景，讓她憂心忡忡。而她所想要推廣的以玩為主，不採用書本，沒有家庭作業的幼兒教育理念，受到了家長們的普遍質疑。

香港教育學院(今香港教育大學)前校長張炳良教授曾經評價，陳保琼博士寓學習於活動的教學法，於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香港可以說十分前衛。過去長期忽略幼教師資，不少人以為幼兒園只是教小朋友們唱唱歌、跳跳舞、做些勞作，不注重系統地在幼兒階段引導他們發展好奇探索、與別人及環境接觸的學習能力，以及啓蒙和發展他們的心理成長、待人處事、愛護關懷等素養。

也因此，在陳保琼接手耀中之初，幼兒園只招收到了2名幼兒，快到學期末的時候達到了60名。但到了第二學期，一半的孩子轉到了隔壁的幼兒園，因為那家幼兒園佈置家庭作業，上課有教材，而這些都是當時的幼兒家長喜歡的做法。

“當我看著身穿耀中校服的學生去隔壁幼兒園報名，而耀中門前卻沒有家長和學生時，心都碎了。”為了消除外界的疑惑，陳保琼孜孜不倦地先給家長上課，上完四個課程、雙方理念達到一致，才可以給小孩報名。

“關於孩子的成長，我第一堂課就是告訴家長，小孩子在12歲前這段時間成長的重要性。他的獨立能力、表達能力、與朋友相處的能力、創意思考能力，都是成長必不可缺的。這段時間應該充分建立其自尊、自信、分辨能力等，錯過了這個階段，則要用更多的心力去彌補。”

為了宣傳自身的幼教理念，陳保琼可謂煞費苦心，她擔任香港電視台幼兒教育節目的主講人，開辦各種文化交流會議，出版各種書籍刊物等等。1989年，她作為籌委會主席，在香港舉辦了“二十一世紀嬰幼教育與發展”國際研討會，這是首個針對0至3歲嬰幼兒教育作環球性探討的教育研討會，共有五百多位不同國家的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等領域學者參加了此次會議。

在陳保琼及團隊的努力下，耀中的幼教理念逐漸在香港廣受好評。進入1980年代，耀中兩間學校的學位已經供不應求，有的媽媽在懷孕期間，就為自己的孩子在耀中報了名。陳保琼琼只能臨時租用了兩間學校。到了1987年，耀中的辦學範圍從幼兒園拓展到了小學，“做小學的原因是家長說孩子從耀中的幼兒園轉到其他小學會不開心。”陳保琼笑言。

早已苦盡甘來的陳保琼，回憶起艱難的拓荒期時坦言，不是沒想過放棄，但“看到了小孩的成長，看到了他們的未來，這個是我們一直向前的動力”。

在1975年刊發的《耀中學前教育》手冊的第一頁，有這樣一首小詩：請讓我成長得像我，請試著瞭解我為什麼要成長得像我，並非如媽媽所要的我，並非如爸爸所希望的我，並非如老師所認為的我，請試著瞭解和幫助我，使我成長得像我。

陳保琼堅信，兒童是值得我們尊重和欽佩的，兒童也是有能力和值得信任的，“做教育就是種下一顆種子，不要管會長出來什麼，你只要保證土壤養分充足，它們就都會發芽成長。不能揠苗助長，這是幼教的重要性。”

這樣的觀念被融入耀中幼教教學法的十二項信條，幾十年來為耀中耀華的教學實踐提供了清晰的目標和方向。

比如在面試老師時，陳保琼總會問面試者一個問題——你是如何看待兒童的？對此，她自己的答案是，每個孩子的生命都不同，需要按照適合他們的方式慢慢去培育。這份培育包含了安全感、自信、作決定的能力以及思維能力，而不是單純的鋼琴、繪畫、識字和拼音。

在耀中耀華的幼兒園，孩子們可以主導自己的每一天：自選遊戲，自由參加老師發起的各類活動，自己進餐，午睡時自己鋪床整理……簡言之，孩子們在幼兒園是被信任的，他們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周邊環境。而這正是陳保琼盡心營造的校園氛圍：讓孩子們以一種舒適、放鬆而又積極的方式遊戲和學習。

耀中耀華的教學方案中也明確規定：自由遊戲中，領導者是孩子，而不是教師。上海耀中的一位幼教部老師曾記錄她觀察的一個案例：兩個孩子踩著地上貼著的腳印狹路相逢，由於都想先走一步而僵持不下。在等候了2分鐘之後，其中一個孩子提出採用“石頭剪刀布”的方式決定誰先走，最終順利打破了僵局。

“這個事情讓我領悟到，教育是態度和價值觀的傳遞，目的之一是培養孩子解決問題的能力。兩分鐘的思索讓他們找到瞭解決問題的方法，體會到公平解決問題的滿足感，並為他們將來的人生道路積累了重要經驗。”這位老師感嘆道。

廣州耀華的一名數學老師至今都記得第一次參加新教師培訓時的感受：“我以為就是教教我們怎麼上課，介紹一下課程以及技術層面的東西，沒想到培訓的話題是：誰是教育者？誰在控制知識傳播的過程？什麼是教育全球化？教師應該是為人而教育，還是為社會而教育？……當時被這樣的格局和視野震撼到了，意識到這真是一個專業的團隊，是一家有前瞻性的機構。”

這也正是陳保琼長久以來一直在思考的教育的意義。在她看來，教育最大的意義，就是為未來的社會、未來的人去耕耘，做教育一定要始終保持朝氣，保持好奇。

2024年兒童節之際，《耀中幼教教學法》簡體中文版發佈。在陳保琼看來，這意味著一套中國人從數十年實踐中總結出的幼教理論獲得了國際學者的廣泛認可，中國智慧在為世界教育的發展貢獻力量。

陳保琼的姪女陳昕生，2013年自劍橋大學教育學博士畢業後加入耀中耀華，如今擔任機構副行政總裁。回憶起小時候上學的經歷，她依然對一些細節歷歷在目。每天早上，她和姐姐都會分別坐在奶奶曾楚珩的兩邊，趕在7點半之前到達學校。一路上，奶奶經常會叮囑她們，碰到老師和同學一定要問好。

一句“早上好”的問候，曾楚珩堅持了一生。這個行為習慣也被寫進了耀中耀華的《校長手冊》加以傳承，校長每天要最早到達學校，在門口迎接每個學生的到來。

“我們想讓孩子們看到校長很歡迎他們回到學校，傳遞這個信息很重要，這是我們對孩子的尊重。”陳保琼強調，“尊重不是單方面的，我們也會教孩子一定要懂禮貌，當他人向你問好，你也一定要回應。”

在“以兒童為本”的耀中耀華，品格培養始終是核心。

碰上學生在學校過生日，陳保琼也會有意引導，不鼓勵辦成一個紛紛送禮物給他、以他為中心的派對，而是提醒過生日的學生，“想一下誰幫你最多，在你生日的時候去謝謝他們。”

北京亦莊耀華的一位老師還記得面試時的問題，“面試官問我跟家人是怎麼相處的。我一聽到就覺得問得太好了，因為你能通過這個知道我是怎樣的人，而你只有知道了我是怎樣的人，才能判斷我是否可以在人格上對我的學生產生影響。”

陳保琼眼裡的品格教育是持續一生的事，“將來在社會上，我們希望家長不只是看到孩子進了一所好的大學就足夠了，我們應該注重他在大學里乃至畢業後，他的生命質量是怎麼樣的——他會不會有一個快樂的人生，還是說只把賺很多錢視作唯一的目的。每個家長都要考慮這個問題。”

這也是陳保琼所認為的耀中耀華學生的最大特性：一個快樂自信的環境所帶來的愉悅感和獨立探索得到答案後的滿足感。

1991年，時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長袁採在訪問香港耀中國際學校時，看到一位7歲的金髮外籍男孩在朗誦“床前明月光……”他由此感嘆道：“這才是真正的國際教育。”這之後，他向上海市政府推薦耀中到上海開辦國際學校。於1993年創校的上海耀中外籍人員子女學校成為上海首間獲中國內地政府批准的獨立國際學校。

大多數人聽到國際教育時，聯想到的想必都是西方教育，但這種國際教育不是耀中耀華所追求的。

在陳保琼看來，國際教育的定義並不是“西方教育”，不是特指某一個國家的教育，也不是外籍學校，或是比其他學校有更多的外國人和英語課，而是“融合東西文化精髓，培養新一代在深刻瞭解東西文化獨特價值的情況下，能夠去蕪存菁、取長補短，善用不同的文化資源去應對未來各類挑戰。”

為了達到兩種文化平衡的效果，每一所耀中和耀華學校，在一位外籍校長、一位華籍校長之外，再額外聘請一位業務總經理，共同組成學校管理團隊的“三駕馬車”。通過由三位不同的領導者共同承擔學校的教學、管理和運作，使學生能在一個與真實世界更接近的環境中，明白社會需要融貫中西的多元人才。

從數據上看，耀中學生IB（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雙語文憑的通過率連續多年達60%以上。在耀中，大部分同學選修的雙語是中英文。過去五年，全球獲得IBDP雙語文憑的考生的平均佔比僅為26.18%。

在迎來2023-2024學年之際，耀中耀華成立了“未來教育部”。學校請來許多專家，不只是曇花一現地來講一堂課，而是與學生們一起研究、討論。像是2023年3月的粒子物理大師課上，經過為期一周識別基本粒子的實驗，學生們和來自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及費米國家加速器實驗室（Fermilab）的研究員交流，探討這一領域的研究對量子計算、醫學成像和深空通信的影響。

成立未來教育部的另一目的則在於幫助學生做好與真實世界建立聯繫的準備。在人工智能高度發達的社會，如何培養孩子未來的競爭力？陳保琼認為，“過往，我們大部分學生一直被訓練的目標是要成為高超的答題者，以應付考試需要。但是，作為未來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者，我們的學生要掌握的，卻是高水平的提問技巧。學生要由出色的答題者轉型為高超的提問者。”

擔任耀中耀華教育網絡首席教育總監的呂子德博士，與陳保琼由於跟同一個老師學太極拳而相識。他感慨陳保琼數十年如一日，真的“沒什麼變化”。學拳時，她便是人群中提問最多的人，非常重視細節；成為工作夥伴後，呂子德更加頻繁地感受到她的細緻與執著。

在陳保琼身上，呂子德看到了兼具“嚴父慈母”氣質的人格魅力，並贊嘆她有“驚人的毅力”，只要是想好了的決策，不論投入多高、身邊有多少阻撓，她都勇往直前。

1990年代在北京開辦第一所學校時，出現了與香港類似的情況，報名者寥寥。但陳保琼不曾感到失望，“凡是做一件事，肯定要有一些付出，如果你希望它成功，卻又不堅定、三心兩意，你怎麼做呢？”

學校位於紅領巾公園，她記得那時匆匆忙忙準備開學，但仍有心思在路過公園時觀看裡面的人打太極、在河裡釣魚。

“我覺得凡事都有其節奏，因為是教育學生，不是去菜場買菜，家長也需要時間去瞭解和接納。只要你做得好，真的全力以赴，真誠為那裡的市民服務，提供高質量的教育，人們就會意識到。”

這些年來，陳昕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陳保琼對教育、對每一個學生的執著：“在她眼中，辦學不是一門生意，有比商業考量更高遠的意義。我們有些學校是20年堅持過來的，換作其它學校可能早就關閉了，為什麼我們沒有呢？因為校監一心辦學，一旦開辦一間學校，我們就有使命堅持到底。”

曾任教育部基礎教育二司副司長、現任中國教育學會學術委員會顧問的朱慕菊與陳保琼相識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她稱陳保琼為“教育的拓荒者”。

對於自己的堅持，陳保琼想得卻很簡單，“教育工作是社會的需求，是我該做的事，我一生只做這一件事。我們有能力的話，就多為下一代努力，讓他們有好的教育，好的未來。”

轉載自南方人物週刊 2024年0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