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期间，她从未主动提及学校的升学率、招生率，师资团队增加了多少，翻新的体育场又有多大，“探索”“品格”“快乐教育”“中西文化”等是她言谈之中的高频词。与《小王子》里描写的那类大人截然相反，作为一名教育者，陈保琼看重事物的本质，而不是浮于表面的数字。

走进中国香港九龙塘，就仿佛来到了陈保琼的教育世界。沿着根德道一路向南漫步到多福道，身边的百年洋房在树荫中静立，耀中耀华的幼儿园、小学及中学错落有致地散落其中。

进入耀中耀华的每个校区，都能看到一位老人身边围着三个孩子的“早上七点半”铜像，铜像纪念的是陈保琼的母亲、被学生们亲切称为校长婆婆的曾楚珩，数十年如一日地每天早上7点半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上学。铜像里的孩子，一个正坐着给自己系鞋带，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一个开心地拉着婆婆的手，仿佛在用“早上好”回应婆婆。

近一个世纪前的1927年，中国内忧外患之际，年仅16岁的曾楚珩受时代风潮感召，萌生了教育救国的理想。1932年，她独自创办了首间耀中学校，取意“光耀中华”。此后一生，她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带领耀中度过了艰难的抗战以及战后的动荡岁月，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包括女儿陈保琼。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专修幼儿教育的陈保琼学成归来，从母亲手中接过耀中这艘航船，牵头革新中国香港的幼儿教育，大力推行“游戏中学习”的教育理念。在耀中蓬勃发展的基础上，陈保琼与先生叶国华教授在1998年创立了以招收中国内地学生为主的耀华教育系列。

如今的耀中耀华已走过了自己的90年历程。从中国香港九龙旺角一家小小的幼儿园开始，到今天全面覆盖幼儿园、小学、中学及大学教育体系，校区遍布上海、北京、广州、青岛、烟台、重庆、浙江桐乡甚至美国硅谷和英国萨默塞特，耀中耀华这艘航船在陈保琼的掌舵下，驶向了更广阔的远方。

与陈保琼对话期间，她从未主动提及学校的升学率、招生率、师资团队增加了多少、翻新的体育场又有多大，“探索”“品格”“快乐教育”“中西文化”等是她言谈之中的高频词。与《小王子》里描写的那类大人截然相反，作为一名教育者，陈保琼看重事物的本质，而不是浮于表面的数字。

在香港耀中国际学校中学部见到陈保琼时，她围着典雅的丝巾，戴着颇具设计感的黑框眼镜——多年来，这已成为她的标志性风格。同旁人讲话时，她目光谦和，时不时微微颔首。

上世纪70年代，当陈保琼颠覆性地将“以幼儿为本”“游戏中学习”的先进教育理念引入中国香港之时，她面临的是以机械式学习为主流的教育体系。幼儿园里孩子们排排坐、教写算的情景，让她忧心忡忡。而她所想要推广的以玩为主，不采用书本，没有家庭作业的幼儿教育理念，受到了家长们的普遍质疑。

香港教育学院(今香港教育大学)前校长张炳良教授曾经评价，陈保琼博士寓学习于活动的教学法，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香港可以说十分前卫。过去长期忽略幼教师资，不少人以为幼儿园只是教小朋友们唱唱歌、跳跳舞、做些劳作，不注重系统地在幼儿阶段引导他们发展好奇探索、与别人及环境接触的学习能力，以及启蒙和发展他们的心理成长、待人处事、爱护关怀等素养。

也因此，在陈保琼接手耀中之初，幼儿园只招收到了2名幼儿，快到学期末的时候达到了60名。但到了第二学期，一半的孩子转到了隔壁的幼儿园，因为那家幼儿园布置家庭作业，上课有教材，而这些都是当时的幼儿家长喜欢的做法。

“当我看着身穿耀中校服的学生去隔壁幼儿园报名，而耀中门前却没有家长和学生时，心都碎了。”为了消除外界的疑惑，陈保琼孜孜不倦地先给家长上课，上完四个课程、双方理念达到一致，才可以给小孩报名。

“关于孩子的成长，我第一堂课就是告诉家长，小孩子在12岁前这段时间成长的重要性。他的独立能力、表达能力、与朋友相处的能力、创意思考能力，都是成长必不可缺的。这段时间应该充分建立其自尊、自信、分辨能力等，错过了这个阶段，则要用更多的心力去弥补。”

为了宣传自身的幼教理念，陈保琼可谓煞费苦心，她担任香港电视台幼儿教育节目的主讲人，开办各种文化交流会议，出版各种书籍刊物等等。1989年，她作为筹委会主席，在香港举办了“二十一世纪婴幼教育与发展”国际研讨会，这是首个针对0至3岁婴幼儿教育作环球性探讨的教育研讨会，共有五百多位不同国家的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在陈保琼及团队的努力下，耀中的幼教理念逐渐在香港广受好评。进入1980年代，耀中两间学校的学位已经供不应求，有的妈妈在怀孕期间，就为自己的孩子在耀中报了名。陈保琼只能临时租用了两间学校。到了1987年，耀中的办学范围从幼儿园拓展到了小学，“做小学的原因是家长说孩子从耀中的幼儿园转到其他小学会不开心。”陈保琼笑言。

早已苦尽甘来的陈保琼，回忆起艰难的拓荒期时坦言，不是没想过放弃，但“看到了小孩的成长，看到了他们的未来，这个是我们一直向前的动力”。

在1975年刊发的《耀中学前教育》手册的第一页，有这样一首小诗：请让我成长得像我，请试着了解我为什么要成长得像我，并非如妈妈所要的我，并非如爸爸所希望的我，并非如老师所认为的我，请试着了解和帮助我，使我成长得像我。

陈保琼坚信，儿童是值得我们尊重和钦佩的，儿童也是有能力和值得信任的，“做教育就是种下一颗种子，不要管会长出来什么，你只要保证土壤养分充足，它们就都会发芽成长。不能揠苗助长，这是幼教的重要性。”

这样的观念被融入耀中幼教教学法的十二项信条，几十年来为耀中耀华的教学实践提供了清晰的目标和方向。

比如在面试老师时，陈保琼总会问面试者一个问题——你是如何看待儿童的？对此，她自己的答案是，每个孩子的生命都不同，需要按照适合他们的方式慢慢去培育。这份培育包含了安全感、自信、作决定的能力以及思维能力，而不是单纯的钢琴、绘画、识字和拼音。

在耀中耀华的幼儿园，孩子们可以主导自己的每一天：自选游戏，自由参加老师发起的各类活动，自己进餐，午睡时自己铺床整理……简言之，孩子们在幼儿园是被信任的，他们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周边环境。而这正是陈保琼尽心营造的校园氛围：让孩子们以一种舒适、放松而又积极的方式游戏和学习。

耀中耀华的教学方案中也明确规定：自由游戏中，领导者是孩子，而不是教师。上海耀中的一位幼教部老师曾记录她观察的一个案例：两个孩子踩着地上贴着的脚印狭路相逢，由于都想先走一步而僵持不下。在等候了2分钟之后，其中一个孩子提出采用“石头剪刀布”的方式决定谁先走，最终顺利打破了僵局。

“这个事情让我领悟到，教育是态度和价值观的传递，目的之一是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两分钟的思索让他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体会到公平解决问题的满足感，并为他们将来的人生道路积累了重要经验。”这位老师感叹道。

广州耀华的一名数学老师至今都记得第一次参加新教师培训时的感受：“我以为就是教教我们怎么上课，介绍一下课程以及技术层面的东西，没想到培训的话题是：谁是教育者？谁在控制知识传播的过程？什么是教育全球化？教师应该是为人而教育，还是为社会而教育？……当时被这样的格局和视野震撼到了，意识到这真是一个专业的团队，是一家有前瞻性的机构。”

这也正是陈保琼长久以来一直在思考的教育的意义。在她看来，教育最大的意义，就是为未来的社会、未来的人去耕耘，做教育一定要始终保持朝气，保持好奇。

2024年儿童节之际，《耀中幼教教学法》简体中文版发布。在陈保琼看来，这意味着一套中国人从数十年实践中总结出的幼教理论获得了国际学者的广泛认可，中国智慧在为世界教育的发展贡献力量。

陈保琼的侄女陈昕生，2013年自剑桥大学教育学博士毕业后加入耀中耀华，如今担任机构副行政总裁。回忆起小时候上学的经历，她依然对一些细节历历在目。每天早上，她和姐姐都会分别坐在奶奶曾楚珩的两边，赶在7点半之前到达学校。一路上，奶奶经常会叮嘱她们，碰到老师和同学一定要问好。

一句“早上好”的问候，曾楚珩坚持了一生。这个行为习惯也被写进了耀中耀华的《校长手册》加以传承，校长每天要最早到达学校，在门口迎接每个学生的到来。

“我们想让孩子们看到校长很欢迎他们回到学校，传递这个信息很重要，这是我们对孩子的尊重。”陈保琼强调，“尊重不是单方面的，我们也会教孩子一定要懂礼貌，当他人向你问好，你也一定要回应。”

在“以儿童为本”的耀中耀华，品格培养始终是核心。

碰上学生在学校过生日，陈保琼也会有意引导，不鼓励办成一个纷纷送礼物给他、以他为中心的派对，而是提醒过生日的学生，“想一下谁帮你最多，在你生日的时候去谢谢他们。”

北京亦庄耀华的一位老师还记得面试时的问题，“面试官问我跟家人是怎么相处的。我一听到就觉得问得太好了，因为你能通过这个知道我是怎样的人，而你只有知道了我是怎样的人，才能判断我是否可以在人格上对我的学生产生影响。”

陈保琼眼里的品格教育是持续一生的事，“将来在社会上，我们希望家长不只是看到孩子进了一所好的大学就足够了，我们应该注重他在大学里乃至毕业后，他的生命质量是怎么样的——他会不会有一个快乐的人生，还是说只把赚很多钱视作唯一的目的。每个家长都要考虑这个问题。”

这也是陈保琼所认为的耀中耀华学生的最大特性：一个快乐自信的环境所带来的愉悦感和独立探索得到答案后的满足感。

1991年，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袁采在访问香港耀中国际学校时，看到一位7岁的金发外籍男孩在朗诵“床前明月光……”他由此感叹道：“这才是真正的国际教育。”这之后，他向上海市政府推荐耀中到上海开办国际学校。于1993年创校的上海耀中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成为上海首间获中国内地政府批准的独立国际学校。

大多数人听到国际教育时，联想到的想必都是西方教育，但这种国际教育不是耀中耀华所追求的。

在陈保琼看来，国际教育的定义并不是“西方教育”，不是特指某一个国家的教育，也不是外籍学校，或是比其他学校有更多的外国人和英语课，而是“融合东西文化精髓，培养新一代在深刻了解东西文化独特价值的情况下，能够去芜存菁、取长补短，善用不同的文化资源去应对未来各类挑战。”

为了达到两种文化平衡的效果，每一所耀中和耀华学校，在一位外籍校长、一位华籍校长之外，再额外聘请一位业务总经理，共同组成学校管理团队的“三驾马车”。通过由三位不同的领导者共同承担学校的教学、管理和运作，使学生能在一个与真实世界更接近的环境中，明白社会需要融贯中西的多元人才。

从数据上看，耀中学生IB（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双语文凭的通过率连续多年达60%以上。在耀中，大部分同学选修的双语是中英文。过去五年，全球获得IBDP双语文凭的考生的平均占比仅为26.18%。

在迎来2023-2024学年之际，耀中耀华成立了“未来教育部”。学校请来许多专家，不只是昙花一现地来讲一堂课，而是与学生们一起研究、讨论。像是2023年3月的粒子物理大师课上，经过为期一周识别基本粒子的实验，学生们和来自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及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Fermilab）的研究员交流，探讨这一领域的研究对量子计算、医学成像和深空通信的影响。

成立未来教育部的另一目的则在于帮助学生做好与真实世界建立联系的准备。在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社会，如何培养孩子未来的竞争力？陈保琼认为，“过往，我们大部分学生一直被训练的目标是要成为高超的答题者，以应付考试需要。但是，作为未来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者，我们的学生要掌握的，却是高水平的提问技巧。学生要由出色的答题者转型为高超的提问者。”

担任耀中耀华教育网络首席教育总监的吕子德博士，与陈保琼由于跟同一个老师学太极拳而相识。他感慨陈保琼数十年如一日，真的“没什么变化”。学拳时，她便是人群中提问最多的人，非常重视细节；成为工作伙伴后，吕子德更加频繁地感受到她的细致与执著。

在陈保琼身上，吕子德看到了兼具“严父慈母”气质的人格魅力，并赞叹她有“惊人的毅力”，只要是想好了的决策，不论投入多高、身边有多少阻挠，她都勇往直前。

1990年代在北京开办第一所学校时，出现了与香港类似的情况，报名者寥寥。但陈保琼不曾感到失望，“凡是做一件事，肯定要有一些付出，如果你希望它成功，却又不坚定、三心两意，你怎么做呢？”

学校位于红领巾公园，她记得那时匆匆忙忙准备开学，但仍有心思在路过公园时观看里面的人打太极、在河里钓鱼。

“我觉得凡事都有其节奏，因为是教育学生，不是去菜场买菜，家长也需要时间去了解和接纳。只要你做得好，真的全力以赴，真诚为那里的市民服务，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人们就会意识到。”

这些年来，陈昕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陈保琼对教育、对每一个学生的执著：“在她眼中，办学不是一门生意，有比商业考量更高远的意义。我们有些学校是20年坚持过来的，换作其它学校可能早就关闭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呢？因为校监一心办学，一旦开办一间学校，我们就有使命坚持到底。”

曾任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副司长、现任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顾问的朱慕菊与陈保琼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她称陈保琼为“教育的拓荒者”。

对于自己的坚持，陈保琼想得却很简单，“教育工作是社会的需求，是我该做的事，我一生只做这一件事。我们有能力的话，就多为下一代努力，让他们有好的教育，好的未来。”

转载自南方人物周刊 2024年08月22日